在小学读书时，每到上自己不爱上的课，我就在下面给老师画像，而且必然把他画成一个“坏蛋”。有一次被老师发现，把我传了去。当我正心惊肉跳的时候，老师却捧着我的画吃吃地笑开了。从此我画漫画的瘾更大了，我感觉这比画一本正经的画有趣得多、好玩得多，画起来也开心。

　　去年开始搞毕业创作，我又画起了漫画。考虑到漫画硬是要把人丑化的，有些害怕。我想，人常常是在“丑”的时候才露出真相，才感动人，因此不免怀疑自己是爱“丑”不爱“美”的。那么画梁山英雄是“美”了好还是“丑”了好呢？最先我画了一个杨志，其他好人依此类推。可是奇怪，画到当配角的“坏人”和“不好不坏”的人物时反而顺手，反正他们不光彩，不重要，可以随便应付；一画到好人便小心翼翼地怕玷污了他的名声。漫画要叫人发笑，坏蛋可以画得丑得可笑、怪模怪样的；但把“好人”也画得可笑，画得“丑”，行吗？然而，要是都画得不可笑，也不成其为漫画了。

　　画《水浒组画》那段时间里，每动手画画，就总是想笑，还常常放下笔自己做鬼脸做怪样儿。真的，《水浒传》中的许多人物都有点因为可笑而可爱。

　　有幸的是大家都没有见过八九百年前的宋朝人，吹牛就有了很好的机会。但我还是竭力想把他们画“像”的，起码要把人物推到八九百年前的那个时间去。过去在古装戏里看见过梁山英雄，化装和服饰都有着强烈的装饰味，加上做出的戏（唱念做打等）的装饰感和装饰化的景具、灯光、音响等，合成了整个舞台整体的装饰性表演效果。但照此画像就不行了，搞个身着戏装的人干巴巴不声不响地拉着个戏架子，实在乏味，极不协调。画上摆戏像会是真不真假不假，没戏又没画，与其拼命让人从画上去想戏，倒不如直接看戏了。现在的人戏看得多了，总以为古人就是那种模样，如果画再跟着戏转，还要画有什么用？有时候故意把事情反过来做，倒会感觉新鲜，不落俗套。所以我画人的第一步是把形捏出来，第二步就是编造服装了。再后来坐在空荡一片的梁山小山头上我胡乱想起了一个要害：他们都是几百年前的人，走到现在人面前，浑身必有股子令人奇怪的阴阴的鬼气。这样想，后来下笔也就有点意思了。

　　漫画少不了变形，和真人大相径庭，不为别的，就为逗人一乐。人原都是爱看笑话的，甚至不惜破了自己的相，去照哈哈镜，乐上一乐。这虽然是戏耍的事，也说明人有开通的时候。然而对待画就不同了，若画家画了一个不像人的“人”，是绝不会被允许的，每每会被问一句：为什么要这样去画呢？画家往往或是懒得回话或是没料到这样被问，失了招架，结果被判为是胡乱画的。这实在是一桩苦事。

　　据小说，梁山好汉多生得奇形怪相，如“豹子头”、“青面兽”、“矮脚虎”、“通臂猿”、“红丝虎眼”、“蜘蛛肚囊”等等，都与众不同，叫人惊诧。虽然如此，大家对这些形象能够接受，主要是因为这许多吓人的话，说的却是一个个的真家伙。谁都知道，梁山英雄是人而不是老虎豹子，人的长相绝不会像动物，只不过是有那么股劲儿罢了。细细一想，画会让人费解也不足奇怪。原因是它能出现人料想不到、不可名状的东西，以至无从考证。但什么事都是讲究“度”的，“奇”多得发滥，变成了丑。我们企图有所创造，团结起来从一个门里突出去，没想到反被挤塞了。其实只要想出去，门窗、屋顶、墙角甚至整幢房子都是可以打破的，干吗非要争着走那一个门呢？我不想把林冲画个豹子脑袋，给杨志描个青鬼脸皮，只想让画好玩、有趣，让每个人物都可笑可爱，能当做哈哈镜一样自己来照。

　　一幅画面最具体、最可信的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情调，而不应刻意在一器一物的交代上，要带着感情想画，不要戴着眼镜找画。画家每作一幅画时都应该好好地扪心自问：真想这样画吗？如果画家不知其然地装模作样，唬住的人也许就是假装变乖，何况还会有许多犟性子的不吃哄呢？作画的人还有个毛病，往往爱把大道理想得太多，宁愿好死也决不赖活着，坚守“贞洁”不被污染。岂不知画是没有什么定理的，“邪门歪道”常常省力气。这就同总吃甜的会使人发腻，来些辣的或许能叫人开胃是一个道理。

　　我还以为，“变形”一词本身已经变了意义。画家画了几幅真人一般的像，人们就以为这该是真“形”了，稍有不似的就是“变形”。这样看画成了相对象。形是画所自有的，是画来的，不是变来的，老想着“变形”，东拼西凑，结果总是尴尬。

　　想来想去只有一点，对自己要有勇气起来破坏一下，别总跟在“帅”字旗下走。